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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長剛 律師

涉外婚姻家事與財富傳承律師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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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開征的兩難抉擇
發表于2013-2-1      
任曉蘭
在新近公布的富豪榜中,中國富翁再度引起社會關注,在胡潤百富榜中,娃哈哈集團公司董事長以身家800億元登上首富寶座,而根據2010年的統計數據,中國大約有87.5萬個千萬富豪和5.5萬個億萬富豪。于是,該不該向富豪們征收遺產稅的話題又熱起來。
很長時間以來,父業子承一直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法則。但隨著社會的發展,這個傳統觀念受到了質疑,遺產雖然屬于私有財產,但只有賦予其社會性才能真正發揮其效用,因而遺產所有者也必須增強自身的社會責任感。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國家的遺產繼承問題上,都由最初的無條件完全繼承,轉變為以繳納遺產稅為前提的有條件繼承。
在古羅馬時期就有遺產稅,當時奧古斯都大帝對帝國境內資產達到一定數額的人,因死亡而發生的一切繼承、遺贈和贈與行為,按資產當值的1/20征稅,以供連年的東征西討。近代的遺產稅始于16世紀末期的荷蘭。1898年,美國曾經就是否開征遺產稅展開了一場議會與公眾的大辯論,當時有人陳述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當時美國社會一半以上的產業資本,被不到100個家族所掌控。此言一出,引起社會大眾一片嘩然,遺產稅法案就此順利通過。因遺產稅在穩定社會秩序上的特殊作用,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開征了遺產稅。
遺產稅征收的法理基礎在于,國家中的一小部分公民,由于在社會上處于強勢地位,因而對某種社會資源形成了壟斷。他們利用其壟斷地位,創造了有利于自己的資源分配方式,進而占有了社會成員中其他人應該擁有的財富。這就意味著,一小部分公民的巨額財富中,有很大一部分份額本應屬于全社會,不應留給自己的后代,國家應該承擔起將這部分財富收歸社會的職責,這便是遺產稅。
目前在美國,聯邦遺產稅采用了總遺產稅制,以死者死亡時的遺產總額為課稅對象,以遺囑執行人為納稅人,以應稅遺產額為計稅依據。應稅遺產額是遺產總額先減去死者的喪葬費用、負債額、遺產損失后,得出“經濟遺產額”,繼而再減去夫妻之間遺贈的全部財產以及慈善捐款等稅法允許扣除項目金額后的余額。聯邦遺產和贈與稅實行17級超額累進稅率,稅率為18% 至55%。
毫無疑問,增加社會保障稅、遺產稅、贈與稅等財產保有層面的稅種,將有利于降低基尼系數,促進社會公平。中國目前的情況是,國家財政收入中70%甚至更高的比重都來自于間接稅,而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剛好與我們相反,其直接稅比重大約在66.5%左右,間接稅的比重只有33.5%。
直接稅在資源配置的效率、減小經濟波動的寬幅、獲取政治支持、促進收入公平等方面,都有著間接稅無法比擬的優勢。在很大意義上,努力健全一個在現代稅制中逐漸成長起來的直接稅制度,已經在成為我們構建現代國家的共識,而遺產稅作為直接稅中的一種,對其完善是有很強的合理性基礎的。
中國早在1950年通過的《全國稅政實施要則》雖將遺產稅作為擬開征的稅種之一,但是至今為止,在中國開征遺產稅,卻還有很多條件尚不具備。因為中國法律對公民私有財產的保護制度仍不完備,而遺產稅建立的合法性基礎是政府對個人私有財產給予完善的保護。
征收遺產稅的前提,是準確掌握納稅者的全部財產信息,而目前中國稅務機關只能掌握公民的工資等相關信息,諸如納稅人的房產、股票持有、機動車占有等數據,稅務機關很難掌握,當前的財產登記制度、評估制度等還比較落后,稅務機關征管水平不高,遺產稅的征納成本卻很高,加之中國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尚不健全等,這一切都致使遺產稅的開征很難實現。
由于富人轉移財產的流動性比較大,其他國家和地區在遺產稅征收中也面臨著諸多問題。比如中國香港,曾因征收遺產稅,致使很多人不太敢在香港購置不動產或開辦公司、存放資產,反而影響了香港經濟的發展和稅收收入。事實上,2005年取消遺產稅后,香港的稅收收入不但沒有降低,反而提高了。
然而,對于致力于構建現代國家稅制結構的中國內地而言,稅收公平原則無疑是現代稅制的首要特征。具體到遺產稅,這一稅種的設計初衷并不完全在于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它在世界各主要國家存在多年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具有很強的財富再分配功能,這一稅種的存在,會釋放出強勁的社會公正信號,可以拉近社會公眾的貧富差距,實現社會的公平與可持續發展。
比如美國,雖然遺產稅收入占其財政收入的比重一直以來只在1%至2%,但是它的征收卻對美國社會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遺產稅實施以前,過度的財富集中被視為是對民主政治的一種威脅,因為巨額遺產在很大意義上可以被理解為與機會均等的民主理想相違背,而開征遺產稅有效地降低了社會財富的集中程度。
又如日本,目前繳納遺產稅的納稅人為5%左右,隨著日本公共養老設施的建立,部分養老費用由國家來負擔,還可以享受各種減免待遇,使得子女可以支配更多的來自于父母的養老金用于自身的消費。在日本,如果子女不能為父母養老承擔最基本的義務,卻能在其死后繼承遺產,這樣的遺產繼承會被認為有悖倫理道德。在開征遺產稅的制度設計上,對提供家庭養老服務的子女給予相當數額的減免,則有助于家庭養老條件的改善。
還有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就是遺產稅的合理使用。國家應建立一種有效機制,保證不動產稅?顚S糜诠卜⻊辗矫,使得這項稅收能夠真正取之于有產者而用之于大眾。
在這個意義上,開征遺產稅在應對中國人口的老齡化趨勢和社會保障水平偏低的現實狀況方面,有其可取之處。國家將征收的遺產稅以社會保障支出等方式歸還給社會,將進一步強化國家的社會保障責任,社會公眾也因此多了一種社會保障權利,在不加重勞動年齡人口負擔的前提下,實施遺產稅制度,不失為應對超高齡化時代社會保障問題的一種有效途徑,社會成員的歸屬感和安全感就能得到增強。
開征遺產稅理應成為我們構建現代稅制的重要一環。努力的方向,是積極創造開征遺產稅的各項外部條件,加大中國稅制結構直接稅的比重,相應降低間接稅的比重,降低基尼系數,縮小貧富差距,實現社會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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