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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東家族的不朽追求 | 西式慈善信托制度的實踐者
發表于2019-5-16      

轉自:“家族企業雜志”公眾號

作者:鄭宏泰 高皓


與盛宣懷家族相似的一個特點是女性成員在家族及社會中扮演一定重要的角色,慈善義舉方面尤為突出,何東家族則更進一步,其中又以何東平妻張靜蓉(1875年~1938年)一開風氣之先,在開拓慈善事業上寫下了濃彩重墨的一筆。資料顯示,雖然沒有在學校上過學,但天生聰慧的張靜蓉,因自幼獲母親安排家庭授課而學得基本知識,這樣不但令她長大后能夠更好地了解世界大勢與潮流,亦能憑借知識改變命運。


張靜蓉篤信佛教,堅信行善積德有助修行與福蔭子孫,又令她在慈善事業上有了重大發展與建樹(鄭宏泰、黃紹倫,2010)。


女性家族成員開拓的慈善事業

雖為香港首富之妻,張靜蓉并沒有選擇優渥輕松的生活,她為當時中華大地上戰亂頻繁傷神,牽掛無依無靠的孤兒,尤其關心無法獲得基本教育的窮苦家庭中的女孩,她會根據不同的特別情況,像丈夫何東那樣進行慷慨但零散的捐獻。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身為虔誠佛教徒的張靜蓉開始思考集中力量,去推動特定慈善事業。最后她決定自己創辦興學弘道機構,讓其永垂久遠,其中帶有義莊色彩——雖然其主要目的不是贍族護宗。


具體的做法是,她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先捐辦了一所規模較小的女子義學(即免費學校)——寶覺學校,重點則是為貧苦失學女童提供接受基本教育的機會,并且弘揚佛教。在她初步取得成功后,她接著開始綢繆創辦東蓮覺苑,并將辦學納入其中,她希望藉推廣佛教及女子教育以消彌社會戾氣,減少紛爭!皷|蓮覺苑”的名稱,取自何東的“東”字以及張靜蓉法號“蓮覺”的結合,稱為“苑”則既有視之如靜修叢林之意,也帶有薈萃菁英的內涵。而促使她這樣做的主要原因,是她認為受過佛教教育的人,“于家為孝子,于國為良民,祥和遍布,珍戾潛消,實改造世界,挽回人心之根本善法”(何張靜蓉,1934:106)。


寶覺小學(英語:Po Kok Primary School)位于香港島跑馬地山光道11號近聚文街交界,其校舍現已被列為香港一級歷史建筑。


但即使來自巨富家族,在那個仍然保守的年代,以張靜蓉一介女流,要創辦一所興學弘道的慈善機構,事實上并不容易。尤其能夠在銅鑼灣山光道覓得一塊相對理想的地皮并非易事,為此,她曾投入大量心血,而最終是在家族深厚人脈關系與經濟資本的支持下促成,東蓮覺苑苑舍于1935年興建,此舉也掀開了女性在香港興學弘道的新篇章(鄭宏泰、黃紹倫,2016)。


東蓮覺苑投入服務不久,抗日戰爭爆發,從小就有愛國情懷的張靜蓉,也投入到奔走救國的洪流中。但一來因為年事已高,二來或是奔走過程中過于勞累,她于1937年底感染風寒,不久因醫治無效而惡化,并于1938年1月5日溘然長逝,享年62歲(鄭宏泰、黃紹倫,2010及2016)。面對這一突然變故,剛創立不久的東蓮覺苑上下難免擔憂,因為如果傳承接班出現問題,發展必然遭遇巨大沖擊,令其心血化為烏有。


幸好,張靜蓉在去世前已立下遺囑,交代后事(Probate Jurisdiction - Will Files, No. 202 of 1947, 1947)。其中的重點包括三方面:一是以慈善信托的方式為名下財產作出清晰分配,其重點是除極小部分(例如她生前佩戴的手鐲及結婚戒指)贈予子孫作為紀念外,其他悉數捐出(約十萬元),用于設立東蓮覺苑永久發展基金(endowment fund),她要求家人成全其心愿,不得干涉,不得挪用其遺產,此舉也保證了該苑有了持久發展的經濟(物質)基礎;二是她指示成立董事會,管理及監督苑務發展,并推薦在社會及佛教界具名望的賢達擔任董事會成員;三是挑選了與她共事多年,有實質管理經驗,并全心全意投入于興學弘道的林楞真作為接班人,掌管東蓮覺苑的日常苑務。正因這種具遠見而細心的臨終安排,東蓮覺苑不但能夠順利完成第一階段的傳承接班過程,也建立起良好制度,并有了作為支持該苑不斷發展的力量源泉。


正因如此,在以后的歲月中,盡管東蓮覺苑曾經歷了無數歷史挑戰與滄海桑田——例如日軍侵港、經濟轉型、社會變遷和信仰更易等,但卻能如細水長流般不斷向前,為香港的教育和佛教傳播作出巨大貢獻。經過80多年的發展,到了今天,東蓮覺苑仍然屹立于山光道上,至于張靜蓉的名字與傳奇故事,則仍為后人津津樂道,廣為傳頌?梢娖鋭摿⑴d學弘道機構,并以慈善信托制度支持其發展的做法,發揮了良好效果。


東蓮覺苑位于香港島跑馬地山光道15號,為香港島首間佛教寺院,2017年6月8日,東蓮覺苑獲古物咨詢委員會確認為法定古跡。


而相對于張靜蓉,身為何東元配的麥秀英(1865年~1944年),在慈善事業方面的建樹似乎并不突出——雖然她擁有的金錢財富事實上多于張靜蓉,名份地位在張靜蓉之上,壽命也比張靜蓉更長,但因她的不同際遇、個人觀點與人生追求的差異,她選擇了不同方式,再加上不同的時代,所以未能令其生平積累的財富發揮最大效用。


麥秀英和張靜蓉乃表姐妹關系,而兩人際遇、志趣及性格卻頗有不同:一、麥秀英本人無所出,撫養了過繼子何世榮,以及何東侍妾周綺文(早逝)之女何純姿,而張靜蓉所生的何世禮,亦過繼給她,算是由她撫養。二、麥秀英自己并沒有強烈的宗教信仰,臨終前信奉基督教,所以下葬于基督教墓地,而非家族的昭遠墓地。三、麥秀英雖有多次外游的紀錄,但并不熱衷;而張靜蓉則十分喜歡到處游歷,足跡幾乎遍及全世界。四、麥秀英于1 944年在港去世時,政局仍然動蕩,家族成員四散,只有何純姿一人留在香港,所以其喪禮草草了事;而張靜蓉去世時雖然中華大地烽火連天,但香港仍然歌舞升平,何東家族眾多成員仍在香港,所以其喪禮極盡哀榮。


作為元配夫人的麥秀英,可謂旺夫賢妻,深得何東愛護和敬重。因她一來與何東青梅竹馬,其父甚至曾扶持何東上位,二來在知悉自身無法生育后為何東納妾,又游說表妹張靜蓉嫁給何東,當張靜蓉不為所動時又答允讓出平妻(一位以上的正妻稱為平妻—編者注)名份;三來持家有道,令何東沒有后顧之憂。還有一點,她亦善于投資,所以其名下私人財產相當豐厚 (鄭宏泰、黃紹倫,2010)。


前排左起︰張靜蓉夫人,何東爵士,麥秀英夫人;后排︰何世禮及妻子洪奇芬


與張靜蓉一樣,麥秀英亦樂善好施,并不吝嗇,但方法則是根據一時一地具體情況進行 “零售式慈善”捐獻。同樣是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麥秀英顯然開始思考如何更好地運用手上資源的問題,而她的做法則是拿大部分資金在新界上水購入大片農地,興辦了“東英學圃”,栽花種桑,培植各種農作物,并試驗了養蠶抽絲、紡紗織布的機術!皷|英學圃”的取名原則與 “東蓮覺苑”一致,取自何東的“東”字和麥秀英的“英”,“學圃”帶有進行農業實驗與研究的意思。


有趣的是,二十年代初,英國宣布于1924年在溫布利(Wembley)舉辦“大英帝國展覽會”(British Empire Exhibition)。何東向港府提出讓東英學圃派團參加,麥秀英和她帶領的東英學圃養蠶種桑與紡織工人一同遠赴英倫,展示其種桑養蠶以及抽絲剝繭、紡紗織布的中國傳統生產技術,讓英國人見識了中國傳統的抽絲剝繭、紡紗織布技術 (鄭宏泰、黃紹倫, 2010)。


自此之后,麥秀英對東英學圃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或者是為了配合東英學圃的發展,她對東英學圃四周的上水村民亦十分關心,捐建了何麥秀英平民義學(Lady Ho Tung Public School)【由于何東獲贈爵士頭銜,其太太會獲稱為“夫人”(Lady),并有一定官方規格和禮遇。但何東有兩名太太(妻),這與實行一夫一妻制的英國相逆,所以Lady一詞官方上只會冠在麥秀英身上,不會贈予張靜蓉(Lee, 1975),坊間有時在張靜蓉名字前加上Lady一詞,作為一種尊重和美意!髡咦ⅰ。


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她更是因為當時上水一帶缺乏良好醫療設施及服務的問題,捐資給上水古洞成立何東麥夫人醫局(Lady Ho Tung Welfare Centre),為新界北村民贈醫施藥,提供基本醫療服務。


麥秀英并沒像張靜蓉那樣為東英學圃或個人慈善事業做長遠發展或以垂久遠的全盤打算,所以到她晚年草擬遺囑時,她像大多數富豪那樣將不少比例的財產,分配給一眾子孫、親屬,以及為她服務多年的員工,例如何世榮、何世禮、何世儉、何鴻鈞、何鴻邦、何純姿、何錦姿、羅文錦、楊國璋,以及近身侍婢區成璋等,其中的東英學圃地皮,則分配給何世禮。當然,她同時也撥出一份不小比例的遺產,用于慈善公益,其中的重點受助機構有:雅麗氏醫院、博愛醫院、同人會(welfare League),以及圣約翰救傷隊等(“同人會”是一家由混血兒創立,只吸納混血兒群體,并給予提供協助的組織,性質近乎華人社會的宗親會!髡咦ⅲ。除此之外,她還特別指出,要在遺產中撥出一些善款捐給婦女會、老人院及盲人院等。


這也意味著,雖然麥秀英名下財產或遺產比張靜蓉更為豐厚,也擁有一塊很優質的大地皮,并創立了東英學圃,生前已捐建了義學與醫局,遺產中也撥出不少比例用于捐助各種慈善團體,顯示她雖然為善樂助,但她選擇將大部分遺產分配給子孫、親屬及朋友,因此她并沒想到要建立一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永久發展慈善基金,支持那些由她親手創立的組織的長遠發展,這顯示她的舉止仍未脫離“零售式捐獻”本色。盡管她的捐獻令不少民眾受惠匪淺,并贏得當時社會的高度稱譽,但卻未能像張靜蓉那樣更為長久和 “具效益”地流傳下去。


何東的慈善選擇

享壽較長的何東,在思考如何令平生積累的財富更好發揮效果、如何更好地留芳百世時,不但參考了兩位太太的方法,也借鑒中外經驗,力求人生最后階段的綢繆和決定,能更切合自己心意,也可為家族、社會及后世作出更好的貢獻。


要想全面深入地了解何東對慈善事業的思考,顯然還是要從其遺囑入手。作為一個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家大業大且妻妾子女成群的何東,顯然很難像妻子張靜蓉那樣瀟灑,大筆一揮將絕大多數遺產捐作慈善,而不作其他部署與盤算。正因如此,何東的遺囑自然洋洋灑灑,長達30多頁,凸顯了他為人面面俱到、心思縝密,但同時亦難免流露一些機關算盡的馬腳。例如,他將核心生意、投資與家產,按諸子均分原則分配給各房子孫,盡量避免令任何一房覺得不公,滋生怨懟情緒,并特別要求他們和睦相處、不要有驕奢放縱的習慣。另外,他又撥出不少比例的遺產用于照料親屬、朋友、員工,甚至他們的家人,藉以突出他的仁愛、厚道和念舊(Probate Jurisdiction - Will Files, No. 174 of 1956, 1956)。


何東爵士晚年


當然,更為重要的,則是他在遺產中撥出一定比例的遺產,用于慈善用途,而這些款項一部分直接捐給香港的慈善組織,另一部分則用于設立慈善信托基金,并利用該等信托基金的經常性收益于社會慈善公益事宜。至于設立的慈善信托基金則有兩個,其一為設于中國香港的“何東爵士慈善基金”(The Sir Robert Ho Tung Charitable Fund);其二為設于中國內地的 “中國慈善基金”(The China Charitable Fund)。后者又細分為“何東爵士華北防洪基金”(The Sir Robert Ho Tung Flood Fund for North China, 簡稱“華北基金”)及“何東爵士華南防洪基金”(The Sir Robert Ho Tung Flood Fund for South China, 簡稱“華南基金”)!叭A北基金”占“中國慈善基金” 資金額的三分之二,“華南基金”則占余下的三分之一。前者主要針對華北地區水災方面的預防、拯救及災后重建工作;后者則主要針對華南地區的水災救助(Probate Jurisdiction - Will Files, No. 174 of 1956, 1956)。


事實上,相對于名下極為龐大的遺產,何東用于設立多個慈善基的數額,看似很大,但在其遺產的占比上則并不算多。舉例說,他成立 “何東爵士慈善基金”的金額為500,000元,而這筆錢指明交由信托人(匯豐信托香港有限公司)代為投資,經常性收入扣除開支用于支持按香港殖民地法律注冊的慈善團體,協助他們在教育及社會救濟方面的努力,并指明港督可視乎每年收入的情況訂定批出善款的數額和分配準則。


由于缺乏公開信息,其家人也沒因何東遺產打官司,我們無從了解何東遺產的具體數額,只有一些參考的數字:何東名下擁有極為龐大的物業地產,這些物業需向政府部門交稅,而在1957年~1958年財政年度,何東需實質繳交1,947,585元,占該年政府稅收總收入 (65,159,092元) 的2.99%,以此粗略推斷,他持有的物業地產,在香港約占3%左右 (鄭宏泰、黃紹倫,2007:3347)。


而用于設立“中國慈善基金”的金額,事實上也只占其遺產中一個不大的比例,因為此金額雖沒說明有多少,但卻指明只是何東名下其中一個物業(位于云咸街的Victory House),以及何東個人擁有的香港九龍娛樂有限公司股份,但他同時在遺囑中指出,何時出售上述物業及股票,以及之后如何投資等問題,全部交由匯豐銀行這個信托人決定。


值得指出的是,在遺囑的附件中,何東特別要求“留下記錄”(place on record),表示自己及信托人曾經小心研究過一些世界級大型慈善基金如卡耐基信托(The Carnegie Trust)、洛克菲勒基金(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及諾貝爾基金(The Alfred Noble Foundation)等的指導原則,從中了解這些原則是否也能夠在中國有效運作,令民眾真正受惠。當然,由于他指明受助機構必須符合香港法律所訂定的慈善團體的定義,實施時難免會有一定限制。為了避開法律層面對“慈善團體” 的嚴格定義,何東指示,如果是開辟耕地藉以減少水災或是改善防洪設施等,均可視為符合申請的條件(Probate Jurisdiction - Will Files, No. 174 of 1956, 1956)。顯然,相對于盛宣懷時代在設立慈信托時,更多參考范仲淹的例子,并視之為模仿學習的對像,在何東的時代,已改為學習西方的例子了。


盡管何東撥作香港及中國內地慈善用途的遺產,在整個遺產中的占比不算多,但這部分遺產日后發揮的效果或公益效果則是最為巨大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令何東能夠名留千古,常被稱頌。


反而他留給子孫的眾多大宅、物業及金銀財帛等等,不久即折的折、賣的賣,先后易手,令他的傳奇人生,在子孫們接二連三的“套現”潮中如沙灘上的足印般被洗刷得了無痕跡。


如果細心觀察我們會發現,何東撥作慈善用途的那些財產,之所以能夠在香港發揮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與如下多個原因有關:其一是香港的信托基金制度在那段時間得到了穩定的發展,并具有良好的法律保障;其二是香港發展成為財富管理中心,資產能夠長期增值;其三是信托人(匯豐信托香港有限公司)表現專業,能夠恰如其分地按何東遺囑中的指示行事,不受家族或其他外力干擾,挪用其資產;其四相信是受益于原來的中國慈善基金,基金本來應用于中華大地上的慈善救濟,但因當時條件不允許私人慈善基金的實施,遺囑執行人日后應是以“最接近立遺囑者原意”(cy-pres) 的法律原則,將該遺產撥入香港的何東爵士慈善基金之中,因而也增加了何東爵士慈善基金的實力,讓它在香港社會作出更大和更多的貢獻。


概括地說,從整份遺囑的設計、遺產的分配,乃至前后作出多次修訂與附件補充看,盡管歷盡滄桑,何東在不少層面上已經看化世事了,但他仍執著、算計,既未能擺脫傳統,又察覺社會潮流的風云待變。正因如此,他在人生走到最后階段時的重大決定,是將絕大多數遺產分贈子孫后代,只拿一個相對較少比例的遺產以信托形式設立慈善基金,再以其經常性收入支持在香港注冊的慈善團體,讓這些團體可獲得資源,為社會提供扶老助弱、救孤恤寡等公益服務。正是后者這一念善心的造福后代舉動,使得何東去世至今,社會仍蒙其惠、受其益,也因此會對他心存感激,而何東的名字自然亦如張靜蓉那樣,會長存于香港社會。


捐獻慈善的遺愛人間&子孫世人的相繼效法

隨后的問題是:何東爵士慈善基金自成立之后具體運作如何呢?產生了哪些實質的效果呢?子孫后代有哪些獲益呢?又怎樣影響其發展呢?表3是何東爵士慈善基金自1956年宣布成立后捐獻支持的各種在香港注冊的慈善團體,包括康復、社會福利、教育、社區及禁毒等等。我們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如下多個特點:(一)受助慈善團體種類頗多,但以東華三院、保良局和保護兒童會等何東生前曾經擔任過要職者為主要對象;(二)慈善基金最初十多年的捐獻不多,甚至是微不足道,但進入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有較大幅的增加,看來與其投資得法,而當時的股票市場又已騰飛有關;(三)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捐獻的金額增幅尤大,給予受助團體的數目已相當可觀,并見證了香港金融市場與社會的進一步蛻變(鄭宏泰、黃紹倫,2006)。



進入新千禧世紀的2001年,據資料顯示,何東爵士慈善基金的資產已上升至約值4.5億港元(HSBC Trustee (Hong Kong) Ltd. v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 Others, 2001),此數字與當今社會不少巨富捐款動輒數億或數十億相比,并非天文數字。但如果考慮1956年創立時只有50萬元而已(即使日后加上中國慈善基金,亦估計不會超過100萬元),其增值可謂十分可觀,更不用說過去一直利用其經常性收入捐助大小慈善團體了。


這也意味著,盡管何東當年一念之仁捐款成立慈善信托基金的金額,只占何東龐大遺產的一個很少比例,但因投資有道、理財有方,加上管理得當,此慈善基金逐步發揮了效果,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起更成為當時社會一個別具影響力的慈善信托 (Edmondson, 1977; HKRS No. 70-7-398: Social welfare fund and grants—Sir Robert Ho Tung Charitable Fund, 1973; HKRS No. 70-8-4227: Sir Robert Ho Tung Charitable Fund, 1976-1979.),因而亦令何東能在去世后仍可持續為社會作出貢獻,并因此贏來后人的稱頌。


何東與麥秀英在遺產中撥出一個比例用作設立慈善基金、造福社會的做法,顯然感染了他們身邊的不少人,其一是何東的情婦朱結地,她自何東去世后,幾乎每年均會在他生辰時,以“K.A .”(朱結地英文名Kittie Archee的簡稱)之名,向那些何東生前曾經參與過的慈善團體捐款,金額雖不算多,但卻細水長流,維持了數十年之久,令不少人津津樂道。其二是何東和朱結地所生的兒子何佐芝,他日后自行打拼事業,創立了香港商業電臺,成為傳媒巨子,而他晚年時則與太太馮月燕共同創立了何佐芝馮月燕慈善基金,藉此推動慈善事業。其三是何鴻章、何鴻卿、何鴻憲和何鴻毅等孫輩,他們各自從名下財產中撥出一部分,創立以他們自己名字命名的慈善信托基金,按他們自己的志趣和目標推動慈善事業。


其中尤以何鴻毅家族基金在推動高等教育、文化藝術和佛教傳播方面最受關注,贏得稱頌。


當然,論最具捐獻感召力的,又非張靜蓉莫屬。她生前積累的財富雖不及何東和麥秀英,卻將絕大多數財產捐出,只是象征式地遺贈一些給予子孫作為紀念而已,這種“捐身家”的舉動,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那個資源十分匱乏的環境極為觸動人心,成為不少人學習仿效的?。


由是之故,到了1958年,當著名華商鄧鏡波去世時,遺囑中便特別撥出部分財產捐贈東蓮覺苑,用以支持其慈善事業。亦有曾經在寶覺學校任教的老師林啖冰,因被張靜蓉“捐身家”的舉止所感動,在臨終前亦作出了“盡捐平生積蓄”的決定,將名下所有財產全部捐給東蓮覺苑,用以支持其興學弘佛的工作?梢娪捎趶堨o蓉生前目光遠大,想到設立永久基金以支持東蓮覺苑的可持續發展核心問題,并以身作則地“捐身家”,其高尚情操特別觸動人心,感召了其他人,產生連鎖正面效應,此點成為東蓮覺苑永久基金不斷增加的關鍵所在,同時亦是該苑今天仍屹立于香港島銅鑼灣山光道上,在本地佛教界與教育界具深厚影響力的原因所在。


何東家族與盛宣懷家族的不同際遇

從某個角度上看,歐亞混血且白手興家的何東,無疑是香港由荒山野嶺變成國際大都會發展過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夠做出如此耀目成績,關鍵在于他所選擇的華人身份,以及成長過程中的雙語教育,因此在與華洋接觸交往、開展貿易的過程中可以連結各方、游走政商,并可充分利用香港的發展機遇,讓他在商場上點石成金,躍升為香港首富。


而功成名就的何東家族,明顯地表現得樂善好施。以何東、麥秀英和張靜蓉為例,除了生前已經十分慷慨地作出捐獻,推動教育、扶貧恤孤與災難救擠,臨終前更是按各人的意愿在遺產中撥出一定比例,用于設立慈善信托基金,再以其經常性收入支持慈善公益,讓其去世后仍能繼續為社會作出貢獻,名聲傳奇長留世間,而令他們可以這樣做的最關鍵之處,是香港保障私產的司法體系、自由的投資環境、健全的信托制度、成熟的資本市場,以及專業高效的財富管理服務。


當盛宣懷擁有了顯赫事業與巨大財富,甚至是到了晚年思考如何落實家業傳承與保家護族的慈善救濟問題時,他已不再只以范仲淹為榜樣,而是想到仿效西方,甚至一度想借鑒日本的經驗。


如果我們粗略地比較何東家族與盛宣懷家族在慈善事業的發展際遇,不難發現如下三個特點,值得深思:


(一)盛宣懷妻妾(亦包括其母親一代的女性)雖然亦曾慷慨捐獻,但帶有明顯的緊跟丈夫步伐色彩,臨終前的捐贈則納于家族的義莊之中,未能獨立行事;而何東的兩位妻子則能獨立行事,按本身意愿而為,麥秀英的東英學圃、何麥秀英平民義學和何東麥夫人醫局,以及張靜蓉的寶覺學校和東蓮覺苑,均由她們一手創立,表現了她們獨立自主的特質。


(二)盛宣懷的愚齋義莊及其父輩的拙園義莊,重贍族護宗,其次才惠及鄉黨,最后才是社會,令人看到其施善救濟帶有親疏有別的色彩,而用于贍族的比例尤多,基本上呈現了向家族宗族大量傾斜的問題;而何東、麥秀英和張靜蓉捐設的慈善信托基金,其受惠團體乃社會大眾,不分族群、宗派與階層背景—即使是東蓮覺苑是佛教組織,但進入寶覺學校讀書的,也不必是佛教者,所以顯示了大愛胸懷。


(三)盛宣懷去世后放在愚齋義莊的遺產對于當時社會而言其實極為龐大,但既遭子孫瓜分大半,又遭政府多方苛索,加上資本市場多番不利,而按揭借貸又令其開支大增等,令其最終被耗費殆盡,無法達成他遺愛人間、長存后世的心愿;而何東與張靜蓉捐于成立慈善信托基金的數目,事實上比盛宣懷少很多,幾乎只是其零頭而已,但因有良好的制度保障,加上投資得法,亦吸引更多支持和幫助,令其實力不斷壯大,同時又可持續為社會作出更好公益,所以能夠運作至今,并相信必然能夠繼續下去,達到“以存久遠”的目標。


正如我們在文章開頭提到的,人生追求的,除了在世時的事業、權力和名望等,還有身后能否留下美名,讓其傳奇故事長存后人心中。在現代社會,個人憑努力打拼事業,加上良好際遇與有效投資,其實不難積累一定數目的財富,如果他們能放下只將財富傳給子孫血脈的小我觀念,而在力所能及下撥出部分(或大部分)財富于支持慈善,例如捐款創立慈善信托基金,再利用信托基金的經常性收入持續不斷地推動公益慈善,造福后世,是可以得到稱頌而令其名字長存世間,達至不朽。


香港慈善發展史

長久以來,香港在中國乃至世界近代史上的傳奇故事,總是被塑造成融匯中西的結果,但是究竟這種積極融洽的境界如何能夠取長補短發揮協同效應,而非沖突呢?如果翻開香港發展的篇章,其實不難發現,由于香港本屬中國領土,即使被割讓為英國殖民地以后,在香港生活的華人,基本上仍舊奉中國禮儀律例為圭臬,傳統的父權制度、三綱五常,以及祖宗崇拜和重視血脈等,仍然成為約束各階層華人生活與社會行為的規條。至于丈夫可以納妾,女人被迫纏足,富有家族可以蓄婢等,也都一切照舊?梢哉f傳統中國文化與習俗,自香港開埠以后一直維持,并沒有被削弱。


大清國力日弱,動亂與災難頻繁令民生凋弊,又促使不少華南沿岸鄉民利用香港的海港漂洋出海,到新舊金山或南洋一帶歐美殖民地謀生,也讓香港成為華人移民與相關聯系的重要樞紐。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那些能在華洋貿易與內外溝通的行動中充當中介或橋梁角色的人,則總是賺得盆滿缽滿,家財萬貫。


香港華人無論生活、工作或營商等,仍舊像在中華大地那樣按照中國傳統運行,以創業和經營為例,華人一方面常以傳統的“堂”或“記”等寶號為單位,又習以為常地講求誠信與口碑,重視一諾千金,而非遵從西方社會中事事要求簽合同、訂協議的方式,即使記賬、理財或信貸等也十分傳統,更不用說華人社會所強調的人脈關系、鄉里情誼以及論資排輩的營運習慣和社會潛規則。當然,對于那些有助運營、能夠提升效率及保障權益的西方新事物,華人華商又會迅速吸收,引為己用,可以說活學活用,而這種現象或做法,則可視為香港人做事時善于“捐隆捐隙”(粵語,意為找關系走門道)、強調“靈活變通”的最有力注腳。


到發家致富后,那時的華人華商自然像中華大地上千千萬萬有錢人那樣,在達則兼濟天下觀念的驅使下,首先慷慨捐輸大做慈善,采取的方法則是“零售式”地按一時一地、個別需求而捐獻,至于由眾多華人賢達集眾人之力所創立的跨地域慈善機構東華三院和保良局,自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則吸納最多的公眾捐獻,也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社會救濟與服務。其次則以同鄉會或宗親會較為突出,成為無數在港謀生移民遇到困難時尋求協助的重要組織,而同鄉會或宗親會則帶有強烈的贍族、護宗與凝聚鄉黨的濃厚色彩。


但是,隨著時間推移,尤其在1865年香港頒布《公司法例》后,西方公司制度日趨完善(鄭宏泰、黃紹倫,2006),加上各種有助保障私有產權法律的引入與強化,以及私有財產的轉移與傳承也有進一步的保障等,都令西方制度的應用性更趨普遍。


1886年,香港又頒布了《遺囑法例》。法例對于立遺囑者在遺囑中的簽署作出了更多說明,指出其簽署的位置,無論在書寫遺囑紙張的前后左右上下,只要是出于立遺囑者之手筆,并依法草擬,即具法律效力。與此同時,條例還指明,華人 (無論是本地出生或在本地定居) 所立的遺囑,只要依據中國法律及習慣,同時亦符合立遺囑者及見證者簽署、確認與驗證等格式,均具有法律效力。


自此之后,條例雖曾因應內外不同條例的變化,作出一些技術或支節上的補充配合,但主體內容并沒變更,一直維持至1970年,才被后來頒布的《遺囑條例》所取代,該條例無論是對遺囑的草擬程序、訂定、立遺囑者及見證者的精神心智狀態,還是見證人的數目(至少兩位),見證人年齡(須滿21歲),以及見證人簽署名字時的位置等,均有更為清晰的規定和說明,力求減少漏洞,消除爭執或弄虛作假等問題。條例雖然仍保留了按《大清律例》被納為妾者及非婚生子女的繼承權利,但更多的內容則來自西方制度模式。


另一方面,從信托制度的發展來看,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早期的信托制度極其粗糙,保障不如今天那樣充足,不但富豪世家對之了解不多,市民大眾也缺乏認識,所以華人社會基本上仍采取中國傳統的祖堂制度和義莊制度,照料親屬,推動公益慈善,即使是那些早染洋風、十分西化的華人家族,他們在分家析產或是推行贍族護族、慈善救濟行動時,仍像中華大地上無數世家大族那樣以祖堂、祠堂或義莊之類的組織行事,更不用說管理家族財富了。


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華大地發生了一系列因為遺產以及家族信托基金的官司訴訟─例如盛宣懷女兒盛愛頤訴盛恩頤等人,以及相關的遺產連串訴訟等(鄭宏泰、呂文淵、黃紹倫,2014),這些發展很可能牽動不少香港富豪商賈的神經,令其擔心其一生辛勤積累的財富能否按其心愿分配與安排。因此1934年香港頒布了首個《受托人條例》(Trustee Ordinance),藉以增補和修訂有關受托人的普通法規則,而此條例主要以英國《1925年受托人法例》為藍本,據此香港的信托制度邁出了極重要一步 (Ma, 2014)。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由于此條例畢竟只是因應有錢人需要而頒布,影響層面相當狹窄,自頒布后并沒引起太多爭議或問題,所以能夠實施長達70多年而相安無事,直至進入新千禧世紀第一個十年年末,才因當時社會出現的重大變化,出現很多新問題和新需求。香港特區政府在2009年因應社會巨大變遷進行了修改法例的咨詢,2010年發表了咨詢結果(《信托法改革具體立法建議咨詢文件》,2012),并于2012年提交立法會審議,經三審后通過,這就是《信托法》(Trust Law),又稱《2013年信托修訂條例》,并于2013年12月1日實施。值得指出的是,經檢討和修訂后的信托制度,無論對受托人、代理人、受益人,乃至相關的專業服務團體,均確立了更為清晰的權責及監管,令香港信托制度的發展得以踏上另一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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