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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奎明:中國式信托登記的困境與出路——以私法功能為中心 | 專論
發表于2019-6-11      

【作者】季奎明(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

【來源】《政治與法律》2019年第5期“專論”欄目。因篇幅較長,已略去原文注釋。


內容提要:我國《信托法》第10條對信托登記的規定一直無法付諸實施,實踐中采取的替代措施存在明顯缺陷,中國信托登記有限責任公司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全國性統一登記平臺出現,其主要職能只是信托產品登記與受益權登記,強調監管功能,依舊無法實現我國《信托法》對財產的信托登記要求。目前信托登記的主要困境表現為生效主義的立法規定不合理、登記范圍被泛化理解、登記類型定位不清、無法與財產登記對接等。破解困境,首先需要結合上述問題對我國《信托法》進行適度的修改和準確的解釋,然后依托中國信托登記有限責任公司構建一種全覆蓋、多效力層次的財產信托登記模式。在改革的過渡期還可以利用信托產品登記輔助實現財產信托登記的部分功能。


關鍵詞:信托登記;信托財產;中國信托登記有限責任公司


信托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其核心功能是令信托財產獨立于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固有財產,進而實現特定的經濟目的。這種財產獨立性需要借助一定的法律機制來保障,由于在信托發展的初期還不存在現代登記制度,英美法系便在衡平法中發展了善意購買人規則和知情規則,以此實現信托財產的隔離效果。與之不同的是,大陸法系引入信托制度時大多已經建立了以物權登記為代表的相對完備的財產登記制度,而對信托登記的特殊性始終重視不足。完善的信托登記制度可以確保信托財產不被信托當事人的債權人追索,保障第三人的交易安全,甚至是受益人行使撤銷權的前置條件。我國《信托法》中也有信托登記的規定,甚至將其作為信托生效的要件。然而,實踐中的信托登記卻無法實施。為此,監管部門在2016年底推動設立了中國信托登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中信登),作為全國統一的信托登記平臺。遺憾的是,中信登的職能定位與實踐需求存在錯位,中國式信托登記依舊有許多難題有待解決。

一、中國式信托登記的由來與特征

信托登記在大陸法系的信托制度體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從我國《信托法》實施之日起,也一直是備受關注的理論與實踐議題。鑒于我國《信托法》第10條規定的登記要求與傳統財產登記之間的關系未被厘清,“信托登記”始終無法開展,而變通的替代性措施效果也不盡如人意。在這樣的背景下,監管部門創造了一套不同于其他國家或地區的中國式信托登記制度,試圖規范、促進信托業的發展。

(一)被虛置的信托登記條款

信托登記最主要的法律意義是確保信托財產的獨立性,因此狹義的“信托登記”是指財產的信托登記。我國《信托法》第10條規定:“設立信托,對于信托財產,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辦理登記手續的,應當依法辦理信托登記,未依照前款規定辦理信托登記的,應當補辦登記,不補辦的,該信托不產生效力。”據此,特定財產的信托登記完成與否直接影響信托的生效。然而,我國既存的具有公信力的財產登記體系概莫能外地遵循著“法律授權+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制”的模式,從實踐意義上來說,缺少了具體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的登記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信托登記就陷入了這樣的處境:一方面,我國《信托法》并未指明由何種機構承擔信托登記的職能,各登記部門也對“信托”這種帶有英美法“神秘色彩”的法律關系“退避三舍”,無一愿意推進信托登記的行政法規和規章的制定;另一方面,信托財產的類型多樣,采用集中還是分散的登記方式,確實值得斟酌,我國《信托法》所要求的登記與不動產登記、特殊動產登記、股權登記等單一客體登記都有不同之處。因此,我國《信托法》第10條始終被虛置,實踐中的“謹慎者”無法以“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辦理登記手續的”財產設立信托,這類財產往往數量多,經濟意義顯著,而“冒進者”以上述財產徑自設立的信托則面臨著效力的不確定。

(二)失敗的“曲線救國”

我國《信托法》規定當事人設立信托必須采取書面形式,包括合同、遺囑等。然而,如前所述,由于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的缺乏,當事人是無法依據設立信托的法律文書直接辦理信托登記的,沒有一個財產登記部門受理這樣的申請。為此,當事人之間經常就信托財產再行簽訂一份買賣(或其他處分)合同,依據該合同辦理信托財產的權利變更;或者因無法辦理財產的信托登記而將信托文件進行公證,試圖借助這種方式令信托獲得對抗效力。

上述措施在實踐中部分發揮了信托登記的效果,但負面影響同樣突出。首先,為變更權利登記而簽訂的買賣合同令信托與普通的商業交易在外觀上發生了混同,如何認定當事人之間行為的性質無法自洽,若信托關系才是真實的,買賣關系即為虛構,買賣合同如被否定,登記則無法完成,反之則直接否定了信托的真實性。其次,登記理應發揮的公示公信作用被消解,能夠客觀實現的登記與真實的信托意圖有悖,第三人信賴利益的保護成為新的問題。再次,為完成財產登記而額外設計的交易可能會增加信托當事人的稅負,提高交易成本,弱化各方的經濟效益。最后,在信托當事人之間、信托當事人與第三人之間就法律關系的本質發生爭議時,訴訟成本也會相應產生,平添法院裁判的難度。總體上,被用來替代信托登記的“曲線救國”之舉均不成功,如何實現信托登記的問題必須直面。

(三)中信登主導的中國式信托登記

基于信托業對登記的實踐需求以及替代性措施的明顯缺陷,監管部門一直試圖推進信托登記工作的開展。2006年,中國銀監會(現更名為銀保監會)批準在上海浦東新區成立上海信托登記中心。其后,北京金融資產交易所、天津金融資產交易所、重慶金融資產交易所和深圳前海金融資產交易所等也嘗試提供信托產品轉讓的登記平臺。然而,這些區域性金融交易所由于平臺自身的局限性,不僅未形成全國性的行業影響,還回避了信托行業最亟需的登記類型——財產的信托登記,實效僅限于部分推進信托產品的流通。2013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影子銀行監管有關問題的通知》和2014年《中國銀監會辦公廳關于信托公司風險監管的指導意見》的發布再次為全國性信托登記機構的創立提速。2016年12月,經國務院同意、原銀監會批準,中信登在上海成立并立即投入運營,我國的信托登記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

根據監管部門的定位,中信登開展的“信托登記”是對信托機構的信托產品及其受益權信息予以記錄的行為,也可以提供不需要辦理法定權屬登記的信托財產的登記,但總體上承擔了較多自律管理的職能。至此,財產登記、產品登記、受益權登記并行的復合型信托登記模式被中國的實踐創造出來了。這種本土化的方案是否回應了信托業的需求,實效又會如何,還需理性地分析。

(四)中國式信托登記的特征

當前我國統一的信托登記由銀保監會主導、中信登實施,以《信托登記管理辦法》和《中國信托登記有限責任公司監督管理辦法》等部門規章為主要依據,該實踐具有自身鮮明的特征。第一,中信登是當前唯一的全國性權威登記平臺,卻沒有回應我國《信托法》第10條對財產信托登記的要求,“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辦理登記手續的”財產依舊無法在中信登開展登記,我國《信托法》對于信托成立的程序要件還是難以實現,中信登只是嘗試在法律未有強制性登記要求的前提下提供財產登記的公示“服務”。第二,中信登的主要職能體現出“自律管理”的本位,這在《中國信托登記有限責任公司監督管理辦法》中有明確的表述,其規則制定、業務統計、運行情況報告等職能均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作行政權力的轉授或延伸,與信托登記原本的商事登記屬性不盡一致,規則設計的視角由尊重權利自治的私法轉向了強調權力干預的公法。第三,中信登的核心業務是產品登記、受益權登記,屬中國特色的創造,其雖然未能解決大陸法系移植信托制度普遍需要面對的財產登記問題,卻部分適應了國內的現實,產品登記體系對信托機構公開發行產品形成了準入備案式的約束,也明確了監管對象,受益權登記則為受益人權利的有效流通奠定了基礎,對信托業安全、快速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

從背景上看,中國式信托登記是在業界屢求其解而不得的熱切期盼下應運而生的。然而,從內容上看,中國式信托登記與學理和域外法上所指的“信托登記”更像是兩條平行線,仿佛方向相同,卻又沒有直接的交集。按照我國《信托法》之規定開展信托登記、保障財產獨立的既有難題依舊需要破解。

二、中國式信托登記的困境

域外常說的“信托登記”主要指財產的信托登記,我國《信托法》規定的“信托登記”也是如此,其主要功能是公示公信,服務于交易當事人和市場。可以發現,中信登所開展的中國式信托登記與域外法上的通例和我國《信托法》的要求以及市場的核心訴求均存在差異。通常所謂之“信托登記”,雖然借助行政機關或準行政機關的行為實現,發揮的仍主要是私法功能,而中國式信托登記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更多的監管意味。下文所討論的困境與出路,是在私法的視野之下,探討中信登被公法化了的登記如何實現私法價值。

(一)信托登記生效主義的不合理

根據我國《信托法》第8條和第10條規定,我國信托區分信托的成立與生效,對特定財產而言,兩者的差異在于是否完成信托登記,特定財產信托如未經登記,雖成立但并不生效。這樣一來,客觀上尚無法開展的財產信托登記就造成了很多信托關系效力的不確定。嚴格來說,信托登記的效力模式選擇并非信托登記自身的困境,但是登記生效主義的規定加之難以登記的客觀現狀,嚴重阻礙了信托的普及,這是論及中國式信托登記時回避不了的重要問題。因而,筆者將其歸入廣義的信托登記困境,一并予以分析。信托登記的生效主義立法例與域外法的主流規定是不同的。英美法系雖然不存在嚴格的信托登記制度,但受托人在運用信托財產進行交易時若不主動披露自己的受托人身份,就有可能以其固有財產對第三人承擔責任。在大陸法系的大部分國家或地區,財產的信托登記僅產生對抗第三人的效力,而不影響信托的生效。對抗主義的立法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信托登記對信托業發展的抑制性影響,我國是否應當將信托登記的生效主義改為對抗主義,已經是老生常談的議題。

(二)必須登記的信托財產范圍被泛化理解

在我國,法律、行政法規要求辦理登記手續的信托財產,未經登記會導致信托不生效,但必須經由登記的信托財產范圍在實踐中卻存有爭議。以不動產權利設立信托為例,因受托人須取得不動產的相應權能,不動產信托均應進行登記?墒,除不動產的所有權和抵押權、建設用地使用權等少數幾項權利有較為成熟的登記程序外,廣泛存在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地役權、采礦權等均缺乏相應的登記法律規范。如果委托人以這些權利設立信托,難免受制于無法完成的登記而不能生效。事實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各種財產或權利登記的效果也不盡相同,我國《信托法》第10條所指的“應當辦理登記手續”是否還包括備案、對抗效力的登記,需要認真地厘清。對“應當辦理登記手續”做過于寬泛的解釋,會影響大量客觀存在的信托的效力。

(三)對信托登記的類型定位不清

我國《信托法》要求依法辦理的“信托登記”,從文義來說也有歧義。基于登記客體是財產(財產權利)的背景,實務界很自然地嘗試將“信托登記”接入到我國既有的財產登記體系中。傳統的財產登記體系不僅因客體不同呈現出割裂、零散之特征,還對“信托登記”表現出排斥性——尚無一個財產登記機構接受“信托”類屬的登記申請,也無法在普通的財產登記之下添加“信托”字樣的附注。信托財產無法得以公示制約了信托業大規模、增速的發展。為解決這一問題,大陸法系的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都將信托財產一般意義上的登記和信托登記作為兩個體系分別構建,在登記簿上進行兩項獨立而又關聯的記載。因而,從比較法的經驗出發,如何解釋我國《信托法》中的“信托登記”既是一種困惑,也是一個改革的契機。

(四)信托登記難以與傳統財產登記體系對接

解決中國的財產信托登記難題是否只需授予既有的財產登記機關進行信托登記的權力就可以了呢?根據我國現行的有關財產登記法律、法規的規定及其制度實施,這種信托登記只能是“補丁”式的分散登記,其存在幾方面重要缺陷。第一,我國既有的財產登記體系本身不盡成熟,隨著信托財產類型的多樣化,必然會有越來越多法律要求登記的財產無法在當前的體系中完成登記。第二,信托財產包含多種類型時,登記、查詢的協調成本還將大幅增加。第三,無論是否屬于我國《信托法》規定登記生效的財產信托,實踐中均存在被有效識別的需求,為效率計,當事人依然可能主動對豁免登記的信托財產尋求公示,而既有的登記機構無法回應此等訴求。第四,財產登記的效力有生效與對抗之分,登記機構的審查也相應分為實質審查與形式審查,如果財產的信托登記只是傳統財產登記的“補丁”,登記的效力與審查方式理應受制于相應財產的傳統登記規則,而我國《信托法》則將信托登記的效力統一規定為生效主義,由此形成了矛盾。因此,依托現有的財產登記體系,以“補丁”的方式植入信托登記并不是理想選擇。綜上所述,當前中信登的實踐并不能實現我國《信托法》所要求的信托登記。然而,除了我國信托登記的效力轉變涉及修法以外,登記的范圍與類型更多是解釋論范疇的問題,信托登記的模式則完全可以依托中信登進行創造性的安排,甚至中信登的產品登記也可以在過渡期發揮一定的私法功能。

三、破解困境的基礎:我國《信托法》的修正與解釋

我國的信托登記之惑,原因并不全在于復合型信托登記對財產信托登記的偏離,我國《信托法》自身的規定及其解釋亦有值得商榷之處。不論中國式信托登記如何變革,我國《信托法》的修正與解釋均是破解困境的前提和基礎。

(一)財產信托登記的效力轉向

在立法中直接規定信托登記影響信托生效,并不是一種廣受推崇的立法例。在我國制定《信托法》的初次審議稿中,信托登記的效力也被限定為對抗第三人。最終采行的生效主義是否受到了民法理論中物權登記相關規則的干擾,已無從考證,但此種效力模式的弊端在我國《信托法》施行的十幾年里已得以充分暴露。因而,從比較法和學理上尋求轉變信托登記效力的依據,便顯得十分有意義。

2006年日本《信托法》第14條規定:“如果某項財產的權利取得、喪失或者變更須經登記方可對抗第三人,則同樣不得僅以該財產屬于信托財產對抗第三人,除非該財產已經信托登記。”這種立法例與日本民法對物權取得、喪失及變更采登記對抗主義的規定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最初規定信托財產都需要進行登記,這對于不動產而言不存在障礙,但對于證券而言,如若受托人頻繁進行證券交易均需要登記,其程序將非常繁瑣,于是逐漸對證券等信托財產的登記進行豁免。

韓國《信托法》第3條規定:“關于應登記或注冊之財產權的信托,可以其登記或注冊對抗第三者。關于有價證券之信托,依內閣命令之規定,證券即表示信托財產之事實。關于股票與公司債券,可以股東名簿或公司債名簿上所記載信托財產之事實,對抗第三者。”由此可見,韓國對于應當進行法定登記的信托財產也采取登記對抗主義,同時認可有價證券或相關法律文件上同信托相關的記載,視其效力等同于信托登記。因韓國民法亦采物權登記對抗主義,故其財產的信托登記效力與本國民法的規定是相協調的。

我國臺灣地區“信托法”第4條規定:“以應登記或注冊之財產權為信托者,非經信托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以有價證券為信托者非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于證券上或其他表彰權利之文件上載明為信托財產,不得對抗第三人。以股票或公司債券為信托者,非經通知發行公司,不得對抗該公司。”有意思的是,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對不動產物權采登記生效主義,而對不動產的信托登記采對抗主義,這與日、韓等國立法例有所不同。

我國臺灣地區的上述規定事實上揭示了物權變動與信托財產形成的差異。物權登記的主要意義在于促成或確認物權變動的效果,負擔行為的當事人之間如果對物權歸屬存有爭議,物權登記就將發揮決定性的法律影響。在信托關系中,委托人與受托人幾乎不會因信托財產的歸屬發生疑義,信托登記隔離了信托財產,主要對受益人行使撤銷權以及第三人追償信托債務有決定性意義。因此,兩者的制度價值并不相同。臺灣地區對財產信托登記的程序設計也確實將兩者分離,臺灣“信托法”所謂之“信托登記”,是指財產權轉移或注冊之外專就信托事項進行的登記,是財產權變動的一般公示之外再進行的足以表明其為信托的特別公示。只是這兩種公示方法在程序上合二為一,不宜分別處理,這不只是實務上的便宜之計,乃是驗證信托行為系由負擔行為與處分行為兩者結合而成的具體表現。在此意義上的信托登記與民法的財產權屬登記制度可以分開且并行不悖。甚至在信托登記效力與物權登記效力相同的日、韓等國,信托登記的操作方式也大抵與臺灣地區相仿,采取分別記載、公示的形式。這就說明,信托登記的效力規則主要基于技術性考量而定,不必拘泥于物權登記效力的影響。況且,我國關于物權變動的規則并不統一,動產采交付生效主義,不動產采登記生效主義,準不動產(主要是航空器、船舶、機動車輛等)又采登記對抗主義,強行將信托登記與物權登記的程序、效力統一起來,只會加劇混亂。

對抗主義只是針對信托的外部關系而言的,不否定信托的成立、生效與內部關系,生效主義則完全否定了信托及以信托為基礎的各種法律關系的效力,對受托人、受益人而言缺乏法律保障,甚至危及第三人的信賴利益。如果委托人、受托人均按照信托合同的約定履行了相應義務,信托目的已實現,僅因未進行信托登記甚至是無法登記而否認信托的效力,有公權力過度干預之虞。就財產信托登記主要功能的實現而言,對抗主義足以保障;就促進我國信托業快速、穩健發展的目標而言,由生效主義轉向對抗主義,可以大幅減少因信托登記障礙而產生的信托效力糾紛。這項建議已經為不少有識之士所倡導,將留待我國《信托法》修正時解決。

(二)財產信托登記的范圍限定

我國《信托法》第10條所指“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辦理登記手續”的財產,究竟指涉什么范圍?依文義解釋,因登記發生權屬變動的財產與因登記形成對抗效力的財產都被涵蓋在內。不同財產登記的法律效果有明顯差異,但凡以需要登記的財產設立信托都須經信托登記的話,不僅不能體現效率,還會抑制市場的正常發展。比如,按照我國《公司法》及公司登記的行政法規,股權的變動需要至市場監管部門辦理登記,我國《公司法》又明確了該等登記的效力是對抗第三人,但寬泛解釋我國《信托法》第10條時,股權信托也理應辦理登記手續。然而,如前文所述,域外的信托登記規則大多不要求有價證券的信托進行專門的登記,只需在權利憑證上加以記載以供識別即可。從我國的現狀出發,也并無任何機構接受股權信托登記,事實上排除了股權信托的有效設立。因此,對“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辦理登記手續”的財產如何做合理的限定,是一個值得厘清的本源問題。

財產信托登記的法理基礎在于確立信托財產的獨立性,使其超脫于委托人的其他財產與受托人的固有財產。在完成財產信托登記之后,委托人即不再保留對財產的相應權能,轉而付之于受托人,這與對抗登記的目的存在明顯的不同。另外,產生權屬變動效果的財產登記一般由不具行政管理職能的專設機構實施,對該等財產的歸屬進行公示,形成絕對的公信力,如不動產登記機關的登記;而產生對抗效果的財產登記多兼由行使行政管理權的機關實施,登記既是社會管理的手段,同時也形成相對的公信力,如股權、船舶抵押權的登記。財產的信托登記則基本不含有社會管理的價值。鑒于此,我國《信托法》設定強制登記要求的財產類型應限定為因登記而發生權屬變動效果的財產。法律雖有登記之規定,但僅產生對抗效果的財產,無須信托登記。

特別值得說明的是,對我國《信托法》條文所規定的強制登記的信托財產范圍做限縮解釋,并不妨礙當事人在設立信托時自愿對上述范圍之外的財產進行登記,兩者的目標都是為了穩定信托法律關系,呈現出異曲同工的協調。《中國信托登記有限責任公司監督管理辦法》第6條授權中信登對于法律未做登記要求的其他財產提供登記服務,這意味著除了法定財產信托登記之外,中信登也可以名正言順地接受其他財產的信托登記。尤其是在特定財產缺乏直觀的、具有公信力的方式顯示其信托屬性時,中信登的登記可以發揮很大的助益。考慮到登記生效、登記對抗屬于公權力對私人行為的干預,為遵循基本的法理與規制邏輯,《中國信托登記有限責任公司監督管理辦法》只是將中信登開展的各類登記界定為“信息記錄”行為。可是,在信托糾紛的處置過程中,鑒于中信登唯一、權威、準行政化的登記平臺地位,其記載的信托財產信息仍然具有很高的證明力,可以為司法機關采信,事實上形成近似于對抗的法律效力,也與前文倡導的登記效力轉向相吻合。

(三)財產信托登記的類型獨立

在比較法的經驗中,不僅限定須要信托登記的財產類型,而且區分該財產的一般登記與信托登記,充分體現兩種登記之間的聯系。比如,根據日本《不動產登記法》,不動產的信托登記與所有權轉移的登記必須填寫于同一申請書。以信托資金取得不動產的,所有權轉移登記和信托登記原則上也應合用同一申請書,但因不動產出讓人不是信托當事人,無法通過同一申請書進行兩項登記,此時先進行所有權轉移登記再進行信托登記也是被認可的。我國臺灣地區的做法也大體相同,不動產信托登記的事項很詳盡,以“公定信托契約書”的形式登記于不動產登記簿的信托專簿中。“地政機關”除了在土地登記簿的所有權部分記載土地為信托財產外,還應在其后的信托專簿中對信托關系的具體事項予以登記。土地登記簿與信托專簿分離的目的在于揭示信托關系作為一種復合法律關系的現實,其中一簿為物權,一簿為債權契約,后簿制約著前簿,如同委托人通過信托契約制約著受托人一般。

我國《信托法》第10條規定:“設立信托,對于信托財產,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辦理登記手續的,應當依法辦理信托登記。”其中“信托登記”的表述,不論是有意為之還是含糊其辭,都為一般財產登記與信托登記的分離提供了法律解釋上的可能,可以有針對性地解決“補丁”式分散登記形成的弊端,也有域外法的經驗基礎。中信登的成立更是為我國開展“信托登記”提供了現成的權威平臺。有關部門應當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此做權威的立法解釋,將《信托法》第10條規定的“信托登記”界定為獨立的登記類型,將其區別于以物權登記為主要代表的傳統財產登記。

四、走出困境的探索:依托中信登的實踐路徑

盡管中國式信托登記的形成主因不是為了實現私法上公示公信的功能,卻并不妨礙利用中信登的平臺資源來尋求中國信托登記的私法價值。事實上,目前對中信登的定位過于審慎、謙抑,既為中國式創造,則大可根據本土資源去塑造一個更有實效的信托登記體系。

(一)財產信托登記“全覆蓋”模式的建構

將信托登記確立為同傳統財產登記并行的獨立類型之后,法律規定必須進行的信托登記與當事人自愿申請開展的信托登記具備了納入統一登記體系的可能,中信登可以提供貫通式的登記服務,并在必要時形成與財產登記部門的聯動。

第一,賦予中信登對各類財產進行信托登記的權限。《中國信托登記有限責任公司監督管理辦法》將法定的財產信托登記排除在中信登的業務范圍之外,是一種無法回應現實需求的“鴕鳥”式定位。在我國《信托法》未明確規定又缺少其他規范的背景下,作為行業監管部門的銀保監會應正式授權中信登,使其成為信托登記的法定機構。實際上,銀保監會也是唯一適合推動信托登記的權力主體,對中信登進行授權是其職責所在。此舉不只是明確登記機構,也使其后續對信托登記規則實施細化具備正當性,更重要的是建立信托登記獨立、集中的宏觀模式。

第二,對于“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辦理登記手續的”財產,即因財產登記而發生權屬變動之效果的財產,設置“先信托登記、后財產登記”的聯動程序。信托當事人先憑兩項主要證明向中信登申請信托登記。其一,符合我國《信托法》規定的設立信托之要式行為的證明文件,即信托合同或遺囑、其他書面法律文件;其二,證明信托財產(權利)歸屬于委托人的文書。再由當事人持信托登記證書至財產登記機構將信托財產變更登記至受托人名下,并標注“信托”字樣。上述聯動方式至少可以實現三項有實際意義的目標。首先,將信托登記前置,作為財產權變動的基礎,緩解了財產登記機關對信托財產登記缺乏依據的擔憂,解決了僅憑信托合同無法完成財產登記的問題。其次,將信托登記與傳統財產登記融合,雖然尚無法像日本、韓國那樣在程序上實現“兩種登記、一次申請”的便利效果,卻不會對現有的登記規則形成沖擊,也不會給申請人帶來過高的程序成本。在大數據平臺逐步成熟之后,甚至可以由中信登平臺直接將信托登記的信息推送給財產登記部門,直接完成財產權變更登記,免去二次申請之累。最后,引導利益相關人查詢中信登的集中登記信息,改變分散登記、分別查詢的格局,尤其在信托財產組成多元化時便于了解公示信息,提高查詢和監管的效率,促進交易安全。

第三,對于法定登記類型以外的信托財產,中信登的登記可以形成獨立的公示證明力。對登記生效的信托財產范圍做限縮解釋后,信托登記就不是股權等財產(權利)設立信托的生效要件,這類財產既有的權利登記體系只形成對抗效果,登記機關不接受公示財產信托屬性的申請,無法采用與日、韓等國相近的“補丁式”登記方法。鑒于此,當事人如果自愿在中信登對該類財產進行信托登記,應保證信托登記的效果優先于無法體現信托關系的傳統權利登記。倘若信托財產本身不存在權利登記體系,例如一般動產、貨幣,雖然實踐中也有特定的方法可以證明信托財產的存在及其范圍,但中信登平臺作為一項公共服務,其信托登記的成本、效率、透明度、公信力無疑更有優勢,在出現糾紛時易形成更高的證明力。

簡而言之,依托中信登可以構建一個全覆蓋的、立體的財產信托登記體系。對登記形成權屬變動效果的財產,屬我國《信托法》規定必須經由信托登記方能有效成立(如果修改我國《信托法》以后為對抗第三人)的財產,由中信登擔當法定登記機構,開展信托登記之后再進行財產登記,兩項程序聯動協調,即“信托登記+財產登記”;對登記形成對抗效果的財產,法律不強制要求信托登記,自愿至中信登開展信托登記的,可以取得優先的證明力,即“信托登記>財產登記”;對尚不存在登記體系的財產,在中信登的自愿登記是證明信托關系的唯一且權威的公示信息,即單一“信托登記”。

(二)過渡期內產品登記對財產信托登記之價值功能發揮的暫時替代作用

中國式信托登記還有兩項重要的登記內容——產品登記與受益權登記,甚至可以認為,監管部門倡導設立中信登并制定《信托登記管理辦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力推上述的兩項登記業務。此舉有十分明顯的監管導向,與信托登記在私法上最核心的公示公信功能有所捍格。筆者于本文論述的核心乃是如何利用當前的制度資源,依托既有的基礎設施,歸復并實現信托登記的“初心”,即隔離信托財產的風險,通過保障獨立性平衡各方的利益。受益權登記的功能基本與此無關,而產品登記在監管意義之外,在信托登記改革的過渡期還有比較大的私法價值。

信托產品登記是指信托機構在信托成立前的預登記、信托成立后的初始登記、信托存續期間的變更登記與更正登記,以及信托終止后的終止登記,涵蓋信托設立到清算的全過程。登記信息包括信托產品的名稱、類別、目的、期限、當事人、財產、利益分配等及其變動情況!缎磐械怯浌芾磙k法》第3條對信托機構開展信托業務作出了“強制集中登記”的要求。雖然這種產品登記在域外幾乎難尋成例,但從實踐運行來說,間接實現了部分的財產信托登記功能。

盡管前述提出了將中信登確立為法定信托登記機構的愿景,當前監管部門制定的規章還是明確將我國《信托法》第10條所要求的登記排除在中信登的業務范圍之外,理想中的變革仍需要一個較為漫長的取得共識的過程方可能發生。然而根據監管部門的要求,“全流程”的產品登記中,對信托財產的每次變化情況、資金信托的賬戶開立情況、當事人、信托目的、信托期限等信息都有記載,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對信托財產獨立性的保障。

首先,信托財產形式每次發生變化的情況都需要納入產品登記,有兩重價值。其一,在大量積極管理的信托中,財產形式不斷更替,為了令信托生效,當事人大多有初始登記的意識,而忽略持續性變更登記,產品登記中的信托財產項是一種動態的記載,可以有效彌合信托財產變更登記的“縫隙”。其二,產品登記平臺記載了信托機構在發行產品時所獲得的全部信托財產信息,以產品登記之名,獲取了信托財產的相關信息,在當事人對財產的信托屬性產生爭議時,無疑構成一項極為有力的證據,在司法過程中形成類比財產信托登記的效果。

其次,資金信托的賬戶開立情況以及信托當事人的身份記載可以合理限定財產責任的范圍。例如,信托產品在我國法上并無主體資格,有登記途徑的信托財產只能登記于作為受托人的信托公司名下,貨幣財產只能存入信托公司賬戶。一旦信托公司的債權人申請執行信托公司賬戶內的資金,即便某個信托產品的資金賬戶是獨立專戶,外觀上仍屬信托公司之財產,信托公司需要憑借產品登記中的賬戶信息來證明此筆款項的信托財產屬性,以防止該筆信托資金被信托公司或其他信托產品的債權人追索。又如,設定信托的股權存在瑕疵,登記為股東的信托公司依其在公司中的身份本應承擔資本充實義務,如能通過產品登記中的當事人信息證明其受托人地位,就可以援引我國《信托法》第37條,請求豁免信托公司以固有財產出資補償的責任。這種責任限定的效果也正是財產信托登記所追求的法律影響之一。

最后,是否查閱產品登記中信托財產、信托目的和信托期限的記載對于認定相對人的“善意”具有重要的證據意義。在缺乏財產信托登記體系的當下,信托財產在外觀上歸屬于受托的信托公司,相對人與信托公司從事交易本應享有信賴利益。然而,信托公司的主營業務是充當受托人,對信托財產的管理、處分受制于信托目的與信托期限,只要交易相對人注意到其特殊身份,就應當對信托公司交易財產的屬性、用途、期限有合理的懷疑,承擔一定的查詢義務可以成為相對人“善意”的成立要件之一,籍此實現財產信托登記所追求的利益平衡目標。

要實現信托產品登記的上述替代性功用,還有兩個技術問題須完善。其一,擴大有權查閱中信登登記信息的主體范圍。《信托登記管理辦法》第34條限定委托人、受益人僅可以查詢與其權利、義務直接相關且不違背信托文件約定的信托登記信息,且規定信托機構僅可以查詢與其自身業務直接相關的信托登記信息。信托登記之本旨在于公示,利于潛在的交易相對人與社會公眾了解與信托相關的真實信息,防范交易風險,降低交易成本。信托關系固然可以有一定的私密性,但保密的內容限于委托人尤其是受益人的身份即可。要令信托登記真正發揮出私法上的公示價值,應當減少對查閱權限的限制。其二,對登記信息建立雙向的檢索通道,不僅在信托產品的名稱下可以檢索到相應的所有登記信息,還應當實現特定財產、當事人姓名或名稱的逆向追溯檢索,即從人或物來查找可能相關的信托數據,這樣才有實踐意義。

五、余 論

自從我國《信托法》實施以來,信托登記始終是理論與實務界共同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但彼時所謂之“信托登記”,主要是指財產的信托登記。隨著《信托登記管理辦法》和《中國信托登記有限責任公司監督管理辦法》的實施,中國式的信托登記實際上已經表現為信托財產、信托產品、信托受益權三者交織的模式,這種世界獨有的體例究竟是異化還是創新,尚需通過實踐檢驗。

本文的主旨是從私法功能出發,探討中國式信托登記在確保信托財產獨立這一原初取向上的缺失,在當前我國《信托法》規范的基礎之上,充分利用中國信托登記有限責任公司的平臺資源,探求復合式信托登記的最大實效。我國《信托法》第10條引發的困惑,并未因中信登近兩年的實踐而緩和,就信托登記的“初心”而言,產品登記、受益權登記都是避實就虛、旁敲側擊式的措施。立法機關應當將我國《信托法》所稱之“信托登記”解釋為同財產權登記并行的公示體系,并指定中信登作為登記機構,在準確限定財產信托登記的法定效力與范圍的基礎上,構建“先信托登記、后財產登記”的聯動模式。在改革過渡期也需要借助信托產品登記,輔助實現財產信托登記的部分功能。

拋開三種信托登記的表象,比規則構建更重要的是幾個宏觀問題的厘清:中國式信托登記是公法導向為主的監管本位,還是公示公信為核心功能的私法本位?對信托市場的態度是積極推動促進,還是適度扼制當前出現的“野蠻”擴張?中信登的發展方向是僅作為監管的延伸,還是確立為有法定獨立權責的市場化中介機構?只有對這些選項做明晰的取舍,中國式信托登記才可能漸趨科學、完善,本文是對上述問題的初步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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